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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上海攜程親子園虐童小貨車行車記錄器推薦事件暴露哪些問題 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面臨第三方托管難題
原本是企業為員工特設的“福利”，讓員工可以“帶娃上班”，現在卻變成瞭“萌娃被虐”。
11月9日上午，上海長寧警方發佈消息稱，上海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3名涉事人因涉嫌虐待被監護、看護人罪，已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有媒體挖出這傢親子園的托管機構來自上海市婦聯下屬一傢雜志社，也有人發現“攜程親子園”曾是工會系統力推的服務職工的“拳頭產品”。
兩天來，攜程高管、傢長、涉事老師陸續出面澄清事情經過，承擔責任。然而，這次事件究竟暴露出哪些問題？
工會力推的“拳頭產品”
兩段教師“虐待”孩子的視頻監控資料，由涉事兒童傢長提供。這名傢長在發現孩子耳朵上有明顯的外傷後，向園內老師反映無果，最終要求調取園內監控視頻。
兩段視頻分別截取自11月1日早上和11月3日中午。11月1日的視頻顯示，老師在幫孩子換衣服時，忽然將孩子的背包拿下，用力摔到地上，還將孩子推倒，導致孩子撞到瞭小凳子上；11月3日的視頻顯示，老師在給孩子穿衣服時，不知為何給孩子食用瞭不明物品（有傢長指出不明物品是芥末），隨後孩子開始哭泣，老師也不管。
事件經媒體曝光後，引起社會公眾極大關註。隨後，攜程方面表態，此次事件中相關的醫療賠償等一切費用，首先由管理親子中心的第三方負責，不足的將由攜程方面兜底。目前，3個月內的所有錄像均對傢長開放，由傢長自發觀看，找出所有證據。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註意到，“攜程親子園”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幼兒園或者幼兒托管機構。它是攜程作為一傢大型民營企業，給予員工的一項“福利”，也是上海市總工會今年推出的“拳頭產品”——職工親子工作室。
考慮到眾多雙職工傢庭“幼兒在傢沒人帶”的實際困難，本著為職工服務的“初心”，今年3月7日，上海市總工會在12傢有托育服務基礎的企事業單多鏡頭行車記錄器位推出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試點，解決職工的子女托育難題。
“攜程親子園”就是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中的一個，園中的孩子全是攜程公司員工的子女。上海市總工會當時稱，今年年內，上海的目標是完善和新建50傢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。事發後，這處占地800平方米的“攜程親子園”已經暫時停業。
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面臨第三方托管難題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發現，實際上，早在上海市總工會推出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以前，上海就已經有一些企事業單位為職工開啟瞭幼兒寒暑假托管、青少年學生放學後托管的服務。
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一般由企事業單位內的工會、婦聯牽頭，人事處、人力資源部負責管理。但一個現實問題是，沒有哪個企業或事業單位可以有自聘的專門工作人員來直接負責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的運營。
“第三方機構托管”是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的必然選擇。
上海一傢事業單位的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負責人告訴記者，他們為職工子女提供的晚托班服務，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上名氣較響、管理較規范的晚托機構引入到單位，“簽下合同，孩子接送，到單位後輔導作業、托管，由這個機構全包”。
單位騰出一個專門的房間，為晚托班配齊學習生活用品，劃分出學習區、娛樂區、休息區、中央活動區等區域，供孩子使用，服務則由晚托機構來承接。至於這傢晚托機構是否具有托管青少年學生的資質，這名負責人無奈地搖瞭搖頭，“一般都是教育咨詢類的公司，也有的叫教育科技公司，你說有沒有資質？”
記者註意到，此前上海市教委曾下大力氣清理、整頓不規范的社會辦學機構。今年年初，上海多個部門聯合摸排發現，目前近7000傢各類教育培訓機構中，“有證有照”的約占四分之一，“無證無照”的有1300餘傢，其中500餘傢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開展學科類和學科延伸類培訓的機構，已進入逐步關停階段。
“我們是企業，我也想找‘有證有照’的機構來，但我們這塊‘肉’太小，人傢瞧不上。”上述親子工作室負責人說，他也曾嘗試聯系過證照齊全的機構，但這些機構均不提供對外的第三方托管服務。
資質，成為“職工親小貨車行車記錄器安裝子工作室”面前的一道坎兒。
一名企業創始人告訴記者，自己公司開辦的親子園，曾多次受到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“關心”，“讓我們幹脆成立幼兒園或者托兒所算瞭，便於監管，但要有證照，太麻煩瞭。”
最終，這傢企業選擇瞭一傢“說不清楚資質”的第三方機構托管幼兒。為瞭保證不出安全事故，他們在親子園裡安裝瞭攝像頭，並要求人力資源部門每天時不時去察看情況。
看似“最保險”，實則處於“監管空白”
上述兩傢企事業單位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負責人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，當時，上海總工會推出的試點中，攜程的選擇實際上是“最保險的”——上海市婦聯《現代傢庭》雜志社旗下讀者服務部“為瞭孩子學苑”。
此前上海本地媒六鏡頭行車紀錄器推薦體的報道稱，攜程網是在長寧區婦聯的牽頭下，選擇“為瞭孩子學苑”作為第三方托管機構的。工會的項目，婦聯承辦，這在很多準備開辦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的企事業單位看來，頗為穩妥。
但問題就出在這裡。這個項目本身，實際上處於“監管空白”地帶。一方面，它是工會推出的服務職工項目，是便民利民的好事，似乎看上去應由工會負責監管；另一方面，它的實質是一傢教育托管機構，那它是否應該符合上海市教委對機構的相關管理規定呢？
記者註意到，工會並沒有“不管”這個機構，隻是工會方面的“管理”並不具備強制性。比如，上海市總工會出臺瞭《上海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設置及管理辦法》，該辦法要求人均活動面積不低於3平方米，看護人員與托管對象人數比“原則上”應不低於1∶10，提供專業學業輔導等服務應由具備資質的人員進行。
工會還要求工作室做到“五個有”，即有安全措施、有基本師資、有托管協議、有意外保險、有應急預案。
但是，以上規定都是“非強制性規定”。理論上講，隻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才能以發放“證照”的手段，對民營教育機構進行有效管理——符合條件的，發放證照繼續辦學；不符合條件的，關門。
記者查詢工商資料發現，“為瞭孩子學苑”的實際控制人張某並非體制內人士，而是一個擁有8傢教育咨詢、文化傳播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企業負責人。看似來頭不小的“為瞭孩子學苑”也並未在上海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登記。
也就是說，攜程選擇瞭一個看似正規、實際卻並沒有資質的“第三大車專用行車紀錄器方托管機構”。
《上海市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設置標準》的要求，遠比工會《上海“職工親子工作室”設置及管理辦法》嚴格得多。標準規定，民非教育機構（非高等非學歷教育）應當聘任專職校長，校長年齡一般不超過70歲，應當具有3年以上教育管理工作經歷和大學專科以上學歷；機構的辦學場所中實際使用的教學行政用房總建築面積不得少於300平方米，並且教學用房建築面積不得少於辦學場所總建築面積的三分之二；決策機構成員應當不少於5人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人員應當具有5年以上相關教育教學經驗等。
11月9日，在社會持續關註下，上海市婦聯就此事件作出回應稱，《現代傢庭》雜志社讀者服務部屬獨立法人單位，目前已就此事件發表公開致歉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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